跳出三农，解决三农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如何更好认识并实践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与传统“三农”问题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绿维文旅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内涵及政策的突破方向，探索编制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实施》一书。本书将乡村振兴的实施重点落在县域，研究出一套符合现状的理论系统。其中重点强调4个核心观点，即乡村现代化、就地城镇化、两个融合和三个不等于。在图书首发仪式当天，绿维文旅董事长林峰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导报专访，就乡村振兴观点进行了阐述。

日前，绿维文旅董事长、绿维文旅城乡规划设计院院长林峰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导报专访。乡村振兴的“三个不等于”是林峰博士对乡村振兴的基本判断，这一观点获得了农业农村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认可！以下是林峰博士主要观点。

乡村振兴≠农村城镇化

乡村是当前我国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区域，城镇和乡村的发展一直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力求突破的一个难题。相对于城镇来说，乡村将成为与之并行的独立发展结构。在急剧变迁的百年近代史中，中国的乡村建设几起几落，乡村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也逐渐从经济、文化的源头沦为落后于城市的累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都是城市反哺的对象。

经过多年的财政转移支付救助和乡村城镇化的实践后，我国广大乡村仍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发展模式亟需创新。党的十九大历史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预示着乡村发展新时代的到来，需要每一位参与者重新思考“乡”与“城”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城乡融合发展”，而不再是“城乡统筹发展”，林峰博士认为，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乡”不再是城市的附属，而是与“城”相互独立、并行发展的结构。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体系，新时代的乡村应有新型的乡村经济、乡村居民、乡村社会，应进行包括政策、管理、财税制度、发展模式等在内的一系列核心要素的完善与创新，从而促进乡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形成与城市互相补充、共同推动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承担起在中国新阶段发展中的重要责任与使命。

因此，乡村振兴不是要城镇化，在城市急剧扩张、大城市病引起各方关注的当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以单一城镇化率判断发展程度的普适性。林峰博士提出了几个问题：是不是所有乡村都适合拆村并点，集中安置？是不是越多农民变为市民越好？拉丁美洲的城镇化陷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乡村振兴要的绝不是高城镇化率的贫民窟，乡村振兴是要实现符合自身规律的现代化。

那么，乡村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区别在哪里？什么又是乡村的现代化呢？林峰博士认为，乡村振兴并不是乡村人口向城市的高度集中，也不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完全城市化。

乡村产业≠农业

农业在我国乡村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现在，粮食安全、现代农业发展仍然是基础与核心。林峰博士认为，但当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仅靠适度规模经营及技术提升，农业附加值的提升是有限的。在无法实现类似美国大规模经营的现实条件下，唯有二三产业的导入，唯有体验化、品牌化、原产地模式的带动以及市场主体的充分参与，才能突破限制，形成较强的产业盈利能力。即乡村的产业不再仅仅是农业，而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体系。

从实际现状来看，在一些乡村，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农业早已不是乡村发展的唯一、甚至是主要产业。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产业兴旺”也不再仅仅是农业兴旺，而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经济产业体系的兴旺。

他表示乡村振兴，需要基于中国乡村发展的规律，找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模式。一二三产的融合带动模式，既可以是以农业为主导的“一二三”产业模式，也可以是以加工业为主导的“二一三”“二三一”产业模式，以及外来消费主导的“三二一”产业模式。

对我国绝大多数乡村而言，以一产和二产带动乡村的模式通常比较困难，而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三二一”倒推式发展模式往往可以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林峰表示，这一模式以本地优势资源的挖掘为基础，通过对资源的特色化、产品化包装形成旅游吸引物，聚集人气，进而由人流聚集形成消费聚集，带动以旅游产业为核心的三产发展，进而引导加工产业发展，带动原产地农业转型，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形成产业发展的可持续结构。

乡村居民≠农民

每年春节期间的“回乡体”，总会引起大家的热议，其中重要话题之一就是乡村衰落。林峰认为，乡村日渐衰落的两个核心因素，一是产业的薄弱，二是人口的流失。两者相互强化，形成负反馈。

他表示，乡村振兴战略在构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基础上，将带来人口的回流，形成产业与人口的正反馈。而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渐次放开，逆城市化潮流日趋明显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必将带来乡村人口结构的重塑。

从某种意义上看，乡村居民不再是农民的概念，也不再以乡村传统的户籍、土地为划分依据，它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居住概念。因此，乡村居民除了包括拥有当地户籍、拥有土地的老农人外，还包括众多新农人与新乡民。

林峰认为，乡村居民是独立于原来城市人与农村人概念的独立结构。这些人往往是知识层次较高，社会责任感较重的社会发展核心力量。他们在乡村的聚集，将形成乡村新的文化土壤与自治结构，将成为可制成新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

乡村振兴本质是乡村现代化

基于对中国发展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加速部署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乡村产业、乡村居民及乡村社会乡村发展，必须跳出“三农”看乡村，跳出“三农”出方案，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林峰强调，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乡村现代化，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全面重构，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就是乡村现代化模式与路径的选择。

他表示，乡村振兴不能走与城市发展相同的路径，乡村必须探索形成其独有的、适合自身规律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架构。未来的乡村终极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构建承载着桃源之梦的“乡村生活方式”，以一二三产融合及产居融合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符合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也必将成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支撑。

对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生产要素流动问题。林峰认为，乡村振兴的破题关键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土地政策突破、土地与农民捆绑的解除，以及完善的社保体系构建，这三大措施的系统构建与相互支撑，将共同构筑起乡村财富的积累结构，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那么乡村现代化究竟如何实现？我们可以通过绿维案例“开江稻田+田园综合体”进行。“稻田+”产业模式，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稻田经济的创新模式，通过土地规模流转，借助政府各项涉农项目资金整合，按照有机循环农业原则，形成规模不等相对独立的生态种养循环系统及产业效益单元，提高土地利用率、亩产值及产业效益；在种养循环模式成功的基础上，扩大“稻田+”效益单元作为农业双创基地，公司给予扶持和培训，并以高于市场平均价的价格收购产品；通过公司化运作，对农产品进行品牌营销，实现农庄产品共享，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精准扶贫，获得较好投资回报。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原副主任乔润令表示，四川开江乡村振兴规划有一套概念系统，这是非常好的创新，为县域乡村规划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开江乡村振兴规划具有可操作性，而并非只有理论概念没有项目，乔润令认为，目前应该更加按照重要性顺序突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