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改经验或成为新型城镇化样本

       界定农民权利

界定农民权利

改革参照系 权利界定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一个参照系，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联产承包，把农地的耕作权还给了农民，基本解决农村常年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第二个参照系，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把农产品的销售权、卖粮权还给了农民，恢复了市场，根本废除了统购统销制，结束农副产品多少年供不应求的历史。第三个参照系，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居民中改革了住房制度，结束了单位福利分房体制，搞了房改房，也是还权于民，结果就创造出一个城市房地产产业，史无前例地改善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也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不依赖政策的改革 农民不需要“被保护”

成都经验不单是将地方财政性资源向农村和农民倾斜，而且启动了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方面的改革，通过重新界定财产权利，使经济资源在城市化加速积聚和集中所带来的土地级差收入，在分配上更好地兼顾城乡人民的利益。要保护农民利益，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农民的权利，其中特别包含财产的转让权。我们再不能把农民看作是被监护对象，要承认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同样关注自己的利益，同样能对环境的机会和风险做出理性反应。问题是他们要有权这么做。

成都模式：伸张个人权利

约翰・奈斯比特是个未来学家，因1982年创作《大趋势》一书闻名于世。这本预言世界发展趋势的书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从2000年开始，约翰・奈斯比特将目光投向中国，他与妻子在天津创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2011年他们出了一本新书，名字叫“中国大趋势：成都模式”。在奈斯比特眼中的“成都模式”指得是中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奈斯比特主要从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民主建设三个方面来阐述成都模式。

奈斯比特认为消除城乡差别，从根本上要建立“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成都模式的核心，就是基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成都改革的三大支柱“产权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无非都是以尊重个人权利特别是农民与农民工的权利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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