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旃 | 旅游中的文化遗产是“雷区”还是“基地”？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王苏 摄

其次，学术研究是前提。如果连文化遗产的基本的属性、价值、来龙去脉都说不清楚，无法面对世人。当然，这不包括一些解不开的迷。对于文化遗产，我们一定要研究清楚。

第三，就是活化利用。这是对文化的弘扬，增进广大人民对文化遗产的关注、重视、关切、监督，并造福社会，同时也增加了保护的动力和能力。所以可以说，文保和旅游是一对亲密的“伴侣”。

当然，由于一些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的片面性或者偏激，文保和旅游时有冲突。这当中涉及的事项非常多样、非常复杂，我仅仅就旅游当中如何关注文保提供一些看法。

首先，什么是文物？泛泛地讲，所有昨天的东西都可以叫文物，包括饮食、建筑等等。真正的文物还是在现代科学体系下、在法律框架之下被认定为文化保护对象的文物。

为什么要保护文物？我们从小受过教育，我们受的教育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在和我们制度不同的国家和族群，世界上很多地区，他们的遗产保护的热度一点不比我们低。他们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大家共识的观点是，文化遗产将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到哪去？”这些问题。

我记得在丽江申遗的时候，当地古城管理局的一个同志和我说，要把专家的“眼珠子”也变成老百姓的“钱袋子”。这里，我觉得，文物保护也可以是当地官员的政绩。合理的符合社会利益的应该是提倡的。

当我们认识到为什么要保护文物，我们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大家都想去把自己家乡的遗产申报成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有一套科学的理念和做法，我们都得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旅游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能够圆满解决了。我们说旅游和文物保护是一对亲密的“伴侣”，我们注意到在旅游活动中的对待文化遗产的事件常常成为社会的热点，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比如水洗“三孔”事件。

文保工程又怎么样？我们文物部门主持的一些迎合当地政府开展旅游的文物保护工程，同样也存在争议。比如说凤阳古城墙的修复问题。

关于文物剔补，我们应该最少干预。遗产一定是历史的原物的遗存。时光不可以倒流，文物就不可以再生，所以我们后代人要最少干预。最少干预不是不干预，不得不干预的时候一定要干预。但是干预一定是限于把险情消除，尽可能保存原物。

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文物系统内部也没有完全达成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个城墙长了草、长了灌木，你看到时是不是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是对文物有一种真实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拿挖土机挖掉，重新砌起来，大家什么感受？这是文物部门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前不久，大理的“拱辰们”被改为“巍山”，被媒体指出“文物岂能随意变脸？”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王苏摄

在旅游活动中，如何保护文物，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有些案例不一定像我们看到的报道的那样，可能有深层的背景，有复杂的来龙去脉。但是其中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旅游活动中，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想把国内外的简单的保护理念和原则准则稍稍地提供一点。比如说，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则报道，巴黎、布拉格等地49对百年画面与现状对照，变化很小。这可以看出当地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力量和觉悟。

这里有一个绘本，里面画了长沙太平老街的前世今生。我们绝对找不到古今相对应的长沙太平老街的画面。

这里都牵扯到一些文物保护理念的问题。

从国际上讲，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从17世纪的希腊就开始了。

到了18世纪，法国的维奥莱-勒-杜克提出了“风格式修复”理论。他发现，文物修复时一定要按照最权威的论证、最原始的风格把后代的所有的改变、添加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然而，无论多权威，修得如何言之有据，都是现在重新添加的东西。所以就牵扯到文物原状和现状的问题。这种风格式修复在18世纪到19世纪时候被称为一种破坏性的修复，这种修复是违背文化遗产真实性的。

后来，拉斯金倡导的反对风格式修复的“保护运动”开始强调，我们要保护历史的原物。

后来，发展到《雅典宪章》、凯撒-布兰迪的修复理论和《威尼斯宪章》。这是整个欧洲流派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探索发展最后形成国际共识的理论基础。

我们世界遗产公约是基本基于这样的发展脉络形成的以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体系为基础的公约。同时，我们也看到公约在执行过程当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问题。这是因为公约毕竟是政府间合作的一个平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和政府间关系的影响。因此，我们看世界遗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两条主线并行。当文物保护存在相互纠结的问题时，可以根据取得国际共识的理论进行研究，同时不免会受到政府利益的影响。

世界遗产分为这么几大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存的，国内叫双遗、混合遗产，其中包括文化景观。比如云丘山就有很强的文化景观的气息，它作为文化遗产的产生的环境，和文化遗产并存。文化景观有的人把它归结成一个大的品类，在公约里强调它仍然属于文化遗产。

和世界遗产公约并行的还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还有一个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保护的公约，有很多西方国家还没有签署这个约定，因为觉得对其中一些认定还存在一些分歧。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热度，东方热于西方，在中国也叫做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有一句有名的口头禅叫做“修旧如旧”，包括《文物保护法》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曲阜宣言》等理论。这当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需要思辨的东西。思辨，无论在业内还是不同的部门之间，都是应该提倡的。我们自己都应该不断地反思我们过去的理念、过去的认识、过去的主张、过去的做法是不是正确。

敦煌月牙泉 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石兰 摄

中国“修旧如旧”观点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反感，认为这个说法根本不科学。梁思成先生曾提出“整旧如旧”，同时不断发展这个观点。比如他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维修一个古建筑，不再是恢复它的功能，而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真实性的角度，要把历史纪念物留存下来。后来他又提出，如果我们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擦得油光晶亮，将严重损坏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很多人主张把“修旧如旧”废除，但是我觉得应该予以倡导。

 我们自己的文物法也有发展的过程。

1961年的文化保护条例提出，最高标准是恢复原状，最低标准是保持现状。

1982年文物保护法提出，不改变文物原状。但是在执行当中“不改变文物原状”存在重大的问题。文物原状和现状的界定：一般情况下，文物原状应当是一项文化遗产在科学体系法律框架下，被在当代社会和国家认定为文物保护对象时的现状。现状如果存在威胁文物安全和持续保存的因素，应予整治，整治遵循最少干预的原则。

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身边存在着有形遗产无形化，已经变成一种理念、一种技术、一种形象存在，而不是真实的原物了；也会看到很多的传统生活表演化；还可以见到有些加注特征符号化；还有些历史体验模拟化。比如：

昌江黎族的草顶房，这种建筑不可能长久的保存下去。

我们知道，现在生活中，基础设施允许改善，特别典型的传统的街区完整的保存起来，把这些区别开来，把保护和发展协调起来，二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

后来，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的时候，我们归纳出了世界遗产4点要求：

它是否为增进和平做出了贡献？

其实，对待旅游活动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只要做到这几点就敢于面对任何的争论：

所有修缮都应该充分记录与存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