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方法论意蕴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要有“金色”价值，更要有“绿色”颜值。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绿色革命。理论的言说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加工与剖析，也蕴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实现生态与资本融通、生活方式对消费方式的引领、主体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方法指引。

深化生态与资本融通原则，助推乡村振兴价值颜值双赢。乡村振兴既要环境“美”，也要生产“美”。从方法论上讲，在生产环节预防环境恶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外在“倒逼性”，这种“外源型”发展理念面临如何实现长效性的考验。而发掘和释放生态资源潜在的经济效应属性，是对人及其经济行为的内在自然本性的呼唤与践行，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的遵循与拓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源型”发展理念。倘若没有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的持续转换，生产环节绿色化必然缺乏长效维持的条件和可能。这正是当前乡村生产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

当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是一个突出的全球性问题。西方生态主义把问题归结于资本本性，并对其进行剖析与批判。这些批判是深刻的，但却是非辩证的。正如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方面，对事物否定的分析中同样也包含着肯定的方面。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在带着“肮脏本质”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具有“革命性作用”，资本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资本基于逐利本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和运用生态逻辑，这一点已被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一定程度上的生态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可能多处于被动）所证明。资本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就好比是“切线”与“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脆弱的，需要维护好一定的“度”；一旦驾驭不好资本的力量，资本这条切线就会偏离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实现生态与资本的融通，这是我们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着力点。

回归生活方式引领原则，优化乡村振兴绿色颜值。生活方式绿色化是“生态宜居”的题中之义。广义来讲，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表现形态，生活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履行和完成着生产方式交予它的使命。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现代社会进入消费社会，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再是“匮乏”，而是“剩余”。在消费与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中，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关系发生“颠倒”：不再是生活方式引领消费方式，而是生活方式被消费方式所裹挟。人在生活方式上的行为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由潜在变为显性，被裹挟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深刻影响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因素之一。

生活方式何以会被消费方式所裹挟？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问题的实质会在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关系层面获得更为深刻的展开。倘若认为资本逻辑支配一切，市场逻辑必然湮没于资本逻辑之中；倘若认为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没有实质区别，其本质也是用资本逻辑吞没市场逻辑。以资本逻辑的视阈看待世界，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关系的颠倒只不过是服从于资本本性的必然结果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的实践探索表明，资本逻辑并不必然支配市场逻辑，相反，资本要素力量的释放是在市场配置中实现的。资本和市场被清晰地区分开来，都服从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这为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实现绿色化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与科学的方法指引。

坚持有限主体性辩证法原则，促进乡村振兴美丽颜值。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诸多偏颇甚至走样，概括起来讲，主要是照搬城建模式，以致破坏乡村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失却了乡村的特色。从实践层面讲，这是在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格局下，各关涉主体参与意识和责任界限不明晰的结果。从理论层面讲，这恰恰是忽视客观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不自觉放大人的主体性的结果。因此，从主体性的维度来讲，社会发展难题是主体性僭越造成的不良后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人尽管作为能动的实践主体，但必须确立一种界限性和有限性意识。

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它表征着一种价值理念与行为实践的认同，体现着人的主体性意识。在新时代，实施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但是客观地讲，在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诸多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消解或侵蚀着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和对实践的认同感、参与感。现实中，一些地方村民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烈，参与度不够高，“等”“靠”“看”的现象比较明显。这表征着其主体性意识缺失，未形成或达成有效的文化与价值实践认同。因此，从方法论原则上讲，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坚持主体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以认同感激活村民的参与意识，以积极参与增加获得感，以获得感强化认同感，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现实活动中促进乡村振兴提升美丽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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