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乡村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建立在对乡村原有发展脉络和现状问题通透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绿维文旅对我国乡村近年来的发展线索与现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您找到乡村发展问题的症结,提出乡村振兴实施的方向。
一、乡村发展的四条线索
01产业线索:在城市与乡村间摆动的“工业化”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乡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走出第一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将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为农村就地发展非农产业提供了剩余劳动力。这一背景下,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带动农村经济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伐加大,集体所有制的限制、短缺经济的结束、民营经济的兴起使得乡村工业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发展局面。
21世纪,以政府为主导的大城市战略的实施,使得社会资源向城市集中,工业也开始向重工业、高科技等方向转变,大中城市的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快速发展,工业企业开始向这些配套成熟、资源富集、具有产业发展优势的区域聚集。原来遍布乡村的小型工业、加工工业企业,在成本、规模、人才等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情况下走向衰落,一部分倒闭,一部分改制。乡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影响逐渐减弱,与城市的距离逐渐拉开。
02城市化线索: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的“城镇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镇化步伐开始加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7年的58.2%,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在政策优势、港口优势和“三来一补”企业贸易政策推动下,形成了大规模出口工业,吸引着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呈现出“城市化”趋势,农村实质上已经成为泛城市化的形态。
东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从大城市向中心城市转移、从交通口岸型城市向资源型城市转移,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了支撑。在城镇化成为主流模式的前提下,离城市较近的乡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相对远离城市群、城市核心区、枢纽区的一些乡村,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化的红利。
这一阶段的城镇化呈现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异地化特征,城市显现出了极强的虹吸效应,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人才吸引进来,读书进城、打工进城、移民进城构成了农民进城的三条主要线索。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缺少良好的城市规划、一流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结构,导致了“农民工”问题,另一方面,造成农村的空心化,加速了农村的衰落。
03逆城镇化线索: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发展
随着人口、产业向城市聚集带来的快速发展,城市污染、交通拥堵、生态恶化等大城市病问题也随之产生,人们越来越偏向于绿色、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逆城镇化趋势开始出现。而依托优质的生态基础与绿色环境,乡村成为城市人口的主要流向地。与发达国家“逆城镇化”出现在城镇化成熟期不同,我国的逆城镇化现象与城镇化进程相伴共生。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由黄金周、周末游、城郊游带动的乡村旅游与度假养生。这一现象一开始仅是旅游活动引起的人口暂时流动,以观光为主,时间相对短暂。随着乡村度假养生的发展,长时间的乡居度假呈现规模化发展趋势,渐成潮流。
二是城里人到乡村养老成为潮流。据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4%。而老年人成群结队到气候宜人、生态良好的乡村养老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三是城里人到乡村寻求田园生活方式,重新激发了乡村活力。随着有闲、有钱人群对创意生活、自由生活需求的增加,城里人开始到农村去寻找新的乡居生活。
四是返乡创业农民及下乡创业创新人员,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截至2017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仍超过5亿,占总人口比重的41.5%。未来我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需求与城市人口的逆城镇化需求将同时发酵,从而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形成乡村与城市的互动发展结构。乡村也将在逆城镇化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结构。
04政府推动线索:多层面的乡村支持与发展
1982—1986年,政府连续5年下发以“三农”为主题的1号文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2000年前后,“三农”问题逐渐凸显,推进乡村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综合来看,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举措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央财政通过农业补贴、教育医疗补贴、贫困人口补贴等方式直接支持乡村发展,同时,中央财政预算关于农林水业务的支出也在逐年增加;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提供发展基础,随着“村村通”工程的推进,大部分乡村实现了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有线电视;
三是通过政策引导对乡村形成一定补偿和支持,如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扶贫,以及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等,都为乡村导入资源、建立发展结构提供了极大支持。
诚然,这些年来,政府多维度的补贴和支持在乡村风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扶持结构、扶贫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市场的逆城镇化趋势,加上政府支持的乡村三产融合与乡村旅游,使乡村获得了新的发展力量,但乡村无论是在产业发展、现代化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是在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方面,都没有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也远没有形成与城市互动发展的条件与支撑。
二、乡村发展的四条线索
01“空心村”现象严重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量青壮年村民外出务工,导致乡村土地抛荒、宅基地闲置,农村人口主要为留守老人与儿童,乡村的社会结构、产业资源、公共服务等方面呈衰败景象,乡村失去了发展活力。
据统计,目前全国进城农民工已达2.8亿人,未来随着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的年轻人成为社会发展主体,“空心村”现象将愈演愈烈。
02产业生产经营模式落后
近些年,政府虽然一直引导乡村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经营,但我国大部分乡村的生产与经营模式还处于产业发展初期。
03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尚不完善
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但由于投入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等原因,仍无法满足农村产业升级,农民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从2015年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来看,农村自来水、有线电视、宽带等设施建设情况较好,垃圾及污水处理设施总量不足,仅有14.2%的村庄建设有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以上因素使得乡村难以提供较高质量的人居环境,乡村发展受到制约。
04乡村发展缺乏人才
乡村振兴需要大批人才,包括管理人才、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环保技术人才、设计人才、营销人才、教育人才、医疗人才、文化人才等。可以说,没有人才,投再多的钱、造再好的房子,也无法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从目前乡村的人才情况来看,高素质人才通过升学、专业人才及青壮年劳力通过务工方式单向流入城市,乡村呈现人才空巢的现象,这使得乡村发展缺少支撑,内生动力不足,乡村衰败的现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
05农村新的价值体系亟待搭建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原有社会结构解体的现实背景下,乡村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传统的礼仪规范与“耕读传家”的价值观瓦解。乡村的年轻人不认同老一辈建立的社会秩序,宗族传统权威已被打破,“物质性”的价值观开始在乡村蔓延。“物质性”的价值观表现在乡村的方方面面,正在将乡村可能的重建力量推向未知的城市或不劳而获的虚妄中,乡村新的价值体系构建迫在眉睫。
06农村面源污染严重
农村的面源污染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农业面源污染
我国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世界第一,化肥每公顷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4倍,而每年180万吨农药用量的利用率不足30%,以及畜禽粪便、秸秆、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对农村的空气、水、环境等造成了严重污染。
二是生活污水、垃圾对乡村的污染
我国农村污水排放量达到202亿吨,而全国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并有效运行的不足10%,绝大多数的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垃圾方面,目前我国农村每年的垃圾产量约为1.5亿吨,处理率只有50%左右。
这给乡村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拦路虎。
07乡村治理体系不适应社会发展新需求
传统的乡村治理有非常强的行政色彩,乡村政府服务意识不强,缺少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乡村领导习惯于家长式的管理。同时,由于乡村治理人员对新政策、新理念不能准确理解,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存在困难,这就使得乡村治理模式难以与现代接轨,治理效率大大降低,中央农业政策在乡村的推进也大打折扣。
08“三农”融资困难
农村的发展,资金是基础,而融资困难一直是农村发展面临的巨大问题。我国农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为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三、乡村六大提升内容
乡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日渐衰减,乡村需要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做出提升,以提高吸引力,缩小城乡差距,体现社会公平。
01农业效益提升
农业是乡村的核心产业,但在市场环境下,农业与其他产业活动相比,投入大、产出低,成本高、收益低,一直无法形成对乡村发展的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农村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因此,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发展动力。
农业效益的提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02农民综合实力提升
农民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城乡均等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在于农民综合实力的提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03人居环境的提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乡村只有改变垃圾围村、工业污染“上山下乡”的现状,构建起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才可能对各方人才形成吸引力。
乡村人居环境的提升主要包括四方面:
04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水平是体现美好乡村生活的重要指标。乡村想成为人们向往的居住之地、生活之所,就必须在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公共事业方面提供量与质兼具的服务。
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05文化价值观提升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乡村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被年轻人抛弃,而新的现代文化价值观还未建立,乡村处于青黄不接的价值真空状态,而流行于城市的“物质化”价值观被外出的乡民带入乡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精神文明的延续。乡村文化价值观的提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价值观的修复。
乡村传统的价值观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在乡村载体中的浓缩,乡村文化价值观的提升应首先从传统价值观的修复与重塑开始,将乡村的“根”立稳,从本质上转变民风民俗,从孩童开始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并随着乡村制度的完善而不断完善。
二是现代价值体系的建立。
乡村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更是精神的现代化,需要乡村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以现代理念构建文化价值体系,充分展示乡村的生态价值、生活价值,从而唤起乡村的活力,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保障。
06治理水平提升
乡村是国家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改革开放后,由于城乡流动加剧,乡村在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村民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原有的一元化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成为乡村发展的先决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将提速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的核心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具体而言:
一是加强自治组织能力建设。
二是构建乡村基层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村民等广泛遵行的规范体系。
三是在乡村治理中融入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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