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立法,掀起文化传承之澜
9月4日,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专程邀请的文化、法律界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就本月下旬提交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为制定出台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专程到北京征求意见,这已是云南立法者的第二次北京之行。12年前,云南省人大曾在北京召开过《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草案)》的座谈会。那次座谈会后不久,2000年6月26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全票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非遗保护地方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在这一地方法规的推动下,目前,云南已建立分级分类保护名录体系,有各级政府批准公布的非遗保护名录8590项,已命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698人。
而这一次,云南省将对已经实施多年的条例进行大幅度修改,期待再次以法治的力量,为云南文化强省建设保驾护航。
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立法最大的成就是在非遗保护地方立法的基础上,于2011年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这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法规,不仅创造了文化立法的历史,还在过去10多年的立法、修改和实施中逐步深化了人们对非遗的认识,完善了非遗保护的法律体系。
昆曲立法给予木卡姆启发
“因为有了你,我的木卡姆,世界不再荒凉,山岭不再寂寞,漫漫无际的黄沙舒展眉结……”这是著名作家王蒙的诗句,足见木卡姆的倾城之美。
今年6月7日晚,由中国交响乐团与新疆艺术剧院民乐团、新疆木卡姆艺术团联合演出的新疆十二木卡姆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一曲曲气势磅礴、旋律流畅、音色婉转优美的乐曲,尽情展现了十二木卡姆音乐的风骨神韵和新疆民族文化的魅力。
而在几年前,观众严重流失、年轻人没兴趣、传承人年老体衰的困境,差点让十二木卡姆濒临失传边缘。
十二木卡姆的发展转机源于昆曲保护的启示。2006年,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制定通过了《苏州市昆曲遗产保护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非遗专项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一年后,新疆文化厅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苏州市昆曲遗产保护条例》开始起草木卡姆保护条例。
2010年7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全票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这也是我国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省级地方单项立法的首例。
在这部操作性很强的法规中,以往成功的保护经验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多元一体的木卡姆将实行整体保护的思路得以确立。如今,在十二木卡姆的诞生地――新疆喀什最东边的莎车县,十二木卡姆艺术已成为莎车人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饭后、田间地头,总能看见欢聚的人们在木卡姆悠扬的曲调下热舞。
自云南首开先河后,过去10多年间,以制定出台地方法规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在福建、广西、宁夏、江苏、贵州、新疆等省区市掀起立法热潮。眼下,山西、湖北等地省级人大常委会正在辖区广泛调研,为下半年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条例倾听基层意见。
公众的认知在逐渐深化
8月30日下午1点半,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古镇办公楼会议室门外,9位候考者面色紧张等待叫号。“无锡留青竹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锦洪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学员的消息一见报,就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广泛关注。在“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且毕业后不包分配”的“苛刻”条件下,仍有近30人报名。
3年前,乔锦洪曾向本报记者谈起过他所面临的尴尬:由于竹刻属于手工艺,不仅学艺时间长,出品也较慢,学员从入门到满师,起码得3年。20岁左右的男孩子跟随师傅学艺3年,但出师后却还得自谋生路,辛苦劳累不说,经济收入也很不稳定,以致富家子弟怕苦而不愿为、寒门子弟怕穷而不敢为。而今,他却可从容选择有美术功底的合适苗子来培养。
这样的转变,同样发生在消费市场上。2011年9月,武汉旅发投集团便首期投资500万元,启动非遗项目策划、生产和营销“三位一体”的开发模式,先后与传承人龙从发、任本荣、沈松柏签约合作。仅今年前8个月,产品销售收入达300多万元,加之去年的收益,已远超500万元。
从非遗概念开始,这些年各级政府在非遗保护方面的宣传已见成效。“《非遗法》所历经的10多年立法进程,实质上是人们对非遗逐渐认识的过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
立法推动下制度在完善
《非遗法》规定了非遗保护的“三项制度”: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与传播制度。而上述三项制度却早在《非遗法》出台之前已先行一步。
2005年以来,文化部启动普查工作,建立了四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评审认定体系。目前,全国共收集非遗珍贵实物和资料29万件,普查文字记录达20亿字,拍摄图片477万张,普查资源总量近87万项。至2011年,国务院已批准公布了3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共1219项,各省区市也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8566项,文化部已命名公布了3批1488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全社会开始重视非遗保护工作的过程,也体现在机构设置和经费的投入上。2008年,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随后,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建立了省级非遗保护中心,11个省区市还成立了独立建制的省级非遗保护中心,18个省区市文化厅局成立了非遗处。
去年3月1日,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的王家新在《非遗法》通过后的专家座谈会上,用数字来证明这些年对非遗保护的重视:“2002年还没有非遗这个提法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经费是100万元,2004年达到2000万元,从2002年至2010年用于非遗保护的经费一共是10.26亿元,2011年中央财政的预算则达到了4.15亿元,9年间翻了400倍,这在其他领域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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