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一力：“消费降级”来了？

近来流传“消费下降”的说法，根据2018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增长幅度减缓，但是减缓是不是下降呢?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认为，“放缓”并非“下降”，“消费下降”的判断远不成立，这个信息处理方式太简单粗糙。但消费领域也不是没有问题，当前的局势就是所说的“稳中有变”。这个变，需要及时、深入、有预见性的研究，因为兹事体大。

实体企业在本行业的市场分析以外，需要把握消费市场的主要变化现象，正确的应对当下，确定正确的产品策略，确定合适的产品的形式状态和规模;还需要把握住消费市场中长期的那些趋势，走一步看三步，确定合理的企业发展规划。她认为，消费市场的波动都是正常，各种企业在消费波动中寻找热点和切入点，切入点对了，市场不会让我们失望。

被认为引起“消费下降”，涉及两个重点问题。杜一力认为，一是房地产的挤压使得其他消费减少和下降，这是提出“消费下降”的重要根据，符合几乎所有人的“体感”，被公认为是问题根源。二是关于其他重要消费领域的消长。教育、医疗和养老也是消费的几座大山，是居民不敢消费的压力来源，是“消费降级”“消费下降”的主要因素。

但是绝大多数人关于住房的诉求，教育医疗和养老的诉求，并不是30年前甚至10年前那个诉求，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增长的，千变万化的，主流需求不是低水平的保障而是需求升级，需求升级的前提是增强各种安全保障水平，所以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成为最热门的消费领域。当政策和制度提供的普遍保障在相当长的阶段内只可能是较低水平的保障时，消费者用不同方式在给自己加保障。当前说高房价压不下去，其实不只是房地产市场自身的问题，还有多重规律同时在起作用。我们一般不大重视的微观经济学，不重视个体经济行为追求价格均衡和利益最大化的规律性，容易形成对各种心理和行为和社会规则的博弈产生的矛盾结果简单化处理。过去说“不消费”是因为储蓄养老，现在的“高需求”是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为自己加保险，这个过程的变化促成了消费重点结构的转换和阶段性的转移。从消费角度理解，这就是开启了消费结构的升级。

这里要回到原点，开始提出“消费升级”的是商业领域，把社会消费品的“高档化”甚至“奢侈品化”认为是消费升级，不买奢侈品就是“消费下降”，这是非常局限的。消费升级的本质是消费结构的升级，结构的升级不是消费领域平行转换，而是从“弱保障消费”到“强保障消费”的转换，有“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的转换，这些转换都自有其关联，可以“此消彼长”，可以是“此不消彼还涨”。在这个基础上的消费消涨，是消费结构的升级而不是“消费降级”“消费下降”。

如何认识“新高原”的“老现象”?杜一力认为，消费升级是社会经济新阶段的新现象，新高原的各种规律过去不曾抵达。还是有关住房，上学，看病，养老各种民生问题，好像是“老现象”但是需求内核已经很不一样。所以无法“刻舟求剑”，解决之道也不能和原来一样。

还是以住房消费领域为分析对象，既然购房同时为了居住和保障，房价就是一把双刃剑。一般认为房价高了影响消费，但是一旦房价下跌，居民资产缩水，居民资产负债率上升，反而可能影响消费信心;知道消费者把购房的帐一笔记在住房消费上，另一笔记在资产储蓄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贷款买房的人一定不旅游”不符合实际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十几年房价高企，但是旅游和相应的一些“轻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快速增长。走在发展新阶段，还真不是一个“挤出效应”这么简单。

再以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为分析对象，如果我们没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人们满足于“基础保障”，这些领域其实是不需要太多花费的。国家普遍实行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有的省市还是12年，在基础性教育上想花钱也没有太多可花的地方，但是现在中小学教育消费是“高消费红海”，高在买学区房、名师补课、发展各种特长，高在择校、留学、长见识等等发展性需求上。在每个家庭的投入产出账上，这些消费是为未来投资，是生产行为，所以不计成本，慷慨解囊。再如养老和医疗保障，保障部分非常重要，决定着社会公平和最低保障，因病致贫甚至成为“全面小康”最薄弱的地方，但是同时在基本保证之外有大量的升级需求，不仅是老有所成老有所乐，健康保健有据说几万亿的大市场。

回到对现阶段社会需求的理解上，杜一力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大处着眼，要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看消费消涨。我们的消费升级，紧紧铆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最巨大的变化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阶层。虽然还有很多人对中产阶层的标签不认，但是并不妨碍他们进入中产阶层——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房产拥有率已经达到83%，这些年城市购房的人有2亿，拥有房产的人有4亿，“货真价实”的中产阶层。消费升级和这个阶段是“耦合关系”，是历史阶段的“大现象”，因此消费升级不是今天升上去，明天又再降下来的。

还有，消费的发展成长具有连贯性，持续性，进阶性，不太会出现“逆生长”，“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社会整体的生活模式也是一样。两种例外情况，一是经济社会进程中断，这个不太可能;一个是较高水平上的发展停滞，比如日本，但是日本的消费停滞和乏力不是消费水平下降，而是消费精细化人性化，反而是消费层次的提升。

二是现在突出的矛盾是社会基本保证和人民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保基本”和“促消费”要同时增强。“保基本”是构筑社会安全的底线，提高“保基本”水准线，是国家和政府的工作目标，也是增强“消费信心”的最好措施。同时满足和释放消费升级的潜力，才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更高追求的主要通道，正是这些需求形成了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就是消费升级的动力。因为“保基本”和“促消费”的同步增强，行政措施经济杠杆以及公共政策都要兼顾两头，不可偏废。

还以住房和消费市场的相互影响为例，在采取措施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同时，还要有措施保持普通家庭“持有房产的成本不再上涨”，“不打击有房阶层的信心”，所以征收房产税一类的措施真的要谨慎，不能只算抑制房价的帐，更要考虑为培育和促进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积蓄消费能量。在这个换插口换开关的节点上，在帮助收入较少人群的同时，保护主体阶层的消费信心，呵护消费市场，促进消费升级转向。最终保持足够的消费能量才是最有利平稳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是从最低保障到更高需求，中国需求市场的千层饼内容无限，基本消费和迭代消费、升级消费同时并存，各个层次的消费都远没有被充分满足。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消费市场的波动都是正常，各种企业在消费波动中寻找热点和切入点，切入点对了，市场不会让我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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