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等: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六个新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重大战略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赋予乡村振兴战略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乡村振兴问题不仅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关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与命运的重大战略。在中国迈向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中不难发现，迈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新思维、新理念、新思路的伟大战略。如果全党全社会不能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党中央的新思维为基准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就会犯方向性错误。

1.从“农村”到“乡村”的系统发展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非常正式地把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从“农村”变成了“乡村”。从“农村”到“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包含着党中央对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思维。“乡村”是近代之前中国对乡村的称谓。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我国对农村的称谓一直就是乡村。近代以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才把乡村人为定义为农村。农村是专门从事农业产业(自然经济和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单元，所以叫农村，并按照此功能定位，将农村在现代经济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定义为为城市生产粮食。

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称谓中，乡村所具有功能却不仅仅是单一的农业生产。从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来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乡”是“”。这个“”字内涵是指两个人相向对坐, 中间放着一个盆，里面放着肉和酒，他们俩坐在这儿吃饭聊天共食一簋的场景，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乡村首先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乡村是具有血缘关系、互助关系，并形成了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叫“乡村”。用现代语言来讲，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

但是，当我们古老的乡村“变成”了农村，具有中华文明基因的乡村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体。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管理乡村的部门是农业部。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所设定的现代化，城市才是可以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地方，乡村并不具备承载现代化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它只被赋予了一个为城市生产粮食的功能。按照西方国家设定的现代化标准，农村人口越少越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千百年来曾在乡村世代传承的教育模式、生活方式、人文习俗都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就有了21世纪以来把教育从乡村撤走，各种要素加剧向城市流动的情况。如果没有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国家继续按照这种产业分类的思路走下去，中国的乡村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是承载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基因的乡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将时刻面临着断根的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中国农村的称谓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文件中恢复为乡村，虽仅为一字之差，却代表着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在哲学上是一种系统整体思维，它把乡村重新还原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中华文明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个关于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体要求，就是着眼于中国乡村的整体振兴，要实现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发展振兴，绝非单纯追求单一的农业经济振兴。

正是基于这种新思维，党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把原来的农业部改革为农业农村部，为系统解决乡村问题提供体制机制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而非农村振兴战略，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严格遵循党中央的正确部署，摈弃以往的碎片化思维，以一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来切实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中国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发展，绝不能延续简单就经济搞经济的工业化思维，而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历史的整体角度系统性加以解决。

2.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的城乡等值互补思维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城乡关系的新提法，这不单纯是一个用词的变化，其中包含着党中央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维与新举措。长期以来，在传统的城乡统筹思维框架中，城市与乡村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一直是城市高高在上统筹乡村。以往很多同志一谈到乡村，就会下意识地认为乡村是愚昧落后、不文明的，只有城市才是文明的载体。在开展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有些农民和干部简单片面地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把房子建得跟城市一样，进而导致许多具有重大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古村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与拆迁。以往按照这种城乡不平等的思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基本演化为城市替代乡村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包含着党中央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新定位、新认识。所谓“融合”，就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价值等值、功能互补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关系。

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城乡融合新思维，首先需要摒弃根深蒂固的城市富大哥、乡村穷小弟，城市代表文明、乡村代表落后的错误成见。从城市与乡村的功能定位来讲，城乡关系更像一棵大树一样，乡村是大树的根，城市是大树的树冠。曾几何时，当人们在赞美城市花美果香时，似乎早已忘记了乡村那看不见的根。长此以往，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存在着严重的后遗症。

回顾中国城乡建设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没有乡村的中国是无法走到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的。20世纪80年代的“一包就灵”，解决了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吃饭问题。20世纪90年代最早进入市场的企业，是中国农村创造的乡镇企业，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财富首次占据了我国GDP总值的半壁江山。进入21世纪，我国的城市逐步具备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优势得以充分显示出来。至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乡镇转移到了城市。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逐渐的忽略乡村和农民，致使“三农”问题开始凸显。21世纪以来，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农民的巨大贡献息息相关，为城市化贡献最大的是进城成为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主力军的2.7亿农民。这2.7亿农民工中有9000万农民工在房地产、城市建筑行业工作，正是广大农民工用自己的血汗哺育建设了城市。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乡村振兴之路，最需要重新认识的是乡村的价值。目前，从城市到乡村的“新回乡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流动。近年来，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城乡双向流动、双向驱动的新城镇化模式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城镇化不是恒定不变的直线运动。反观近代以来西方城镇化的历史，无不是在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周期波动中进行。我国随着城市病爆发、空气污染、生活成本提高、城市生活审美疲劳等多种因素，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大批艺术家下乡、退休者告老还乡、人们组团到乡村养老等逆城镇化现象。在逆城镇化现象推动下，许多城市人到郊区买房、到农村去办农家乐、到山区去办各种旅游项目。伴随着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也催生了城市资本下乡搞有机农业、乡村旅游、古村落改造等新趋势。其实，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之路，就是城乡各自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推动各种要素资源高质量双向流动的城乡互补共赢、共生发展的新模式。

3.为小农经济正名的

“小而美” “小而优”新思维

在如何发展乡村经济这个问题上，我国一直受到工业经济思维的左右，并据此规划了近几十年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按照工业经济思维，小农经济是中国迈向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如何把小规模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大规模现代农业，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都被认为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实践中，大家依然可以看到我国古老的小农经济顺应现代市场发展要求并释放出巨大生命力的生动情景。如何认识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小农经济，成为影响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瓶颈。

对于这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国小农经济正了名，报告明确提出不是不要小农经济，而是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不可否认，以美国为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我国无法简单照搬复制的大规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毕竟，美国仅有3亿左右人口却拥有30亿亩耕地，人均粮食1吨，而中国拥有14亿左右人口，严守的却只有18亿亩耕地。而且，我们的土地三分之二都分布在丘陵地带。美国的农业可以不考虑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问题，纯粹以追求商业效率为目标。中国农业的首要功能却是满足国计民生需要。按照现代经济学思维，要实现满足商业需求的农业发展目标，就必须不断提高人均生产效率，而我国作为人多地少的国家，为满足国民生计需求，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优先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研究，还是中国农耕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证明小规模经济相较于大规模经济，虽人均效率很低却可有效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中国大量的丘陵山地，决定了中国不能搞美国式的大规模农业。此外，中国农业的功能定位也决定了农业必须走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小农主导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实现这个目标，小农经济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经济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大规模农业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它首先满足的是农民自身消费的功能，剩余的才进入市场流通。可以说，半商业化的中国小农经济在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上具有一种天然有效的调节机制，而纯粹的资本农业则完全失灵——如果粮食价格下跌，资本就会停止生产粮食，如果粮食价格不断提高，资本为了获利甚至会囤积居奇。不难发现，将关乎中国14亿左右人口的粮食安全交给唯利是图的大资本农业，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冒险行为。

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命力存在质疑为时已久。解放后，在“小农经济是形成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理论的作用下，国家为了防止小农经济演化为资本主义，逐步把小农经济改造为集体管理的规模经济。实践证明，消灭小农经济曾给中国带来了粮食危机的巨大灾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承包责任制一包就灵，秘密就在于国家把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找了回来。

为什么说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最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农业生产跟工业生产不一样，农业生产很难像工业生产那样不受天气、四季变化的影响而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在农村农忙时，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6岁的孩子，都可作为劳动力参加劳动，且农民每天为自己劳动的时间远远超过八小时。

现在许多大企业通过流转土地来进入农村，希望以工厂式管理方法来管理农业，实践表明，这种管理方法导致当年在生产队模式中出现过的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再次出现。局限于国土地形情况，美国式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很难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我国要走出这个管理困境，必须充分学习借鉴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模式，在新疆和东北等为数不多的可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经营的地区通过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少用人来降低生产成本，其余地区则立足于走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小农经济主导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之路。实现小农经济与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高效链接，才是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出路之所在。

专家 |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丁立江，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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