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挽救农业?

城市化和工业化给农村造成了巨大的资本和劳动力空洞，在农村经济凋敝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市松江区自2007年始，在黄浦江南岸的3个镇进行了一场挽救农业的试验，目标是让农民“通过种田过上体面生活”。以政府强势主导为特色的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可能并不普适于全国三农问题，但他们创造性的探索值得期待。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度出现了“职业农民”的字样，进入2013年，“家庭农场”又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

在讨论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时，松江区农委表示，农场经营的土地规模，既要让一户家庭能够耕种得过来，也要保证他们以此规模能获得比较体面的收入。在家庭农场创立之初，松江区一位官员表示，“家庭农场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得比他们打工的收入高一倍，否则没人干。”

据了解，上海松江区农村的耕作水平较高，已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按照户均2～3个劳动力，并在农忙时雇一个工的情况下，单个家庭最多可以耕种300亩土地。另一方面，从土地经营收入方面考虑，上海农民夫妻一年的务工收入4万～5万元，要使家庭农场获得体面的收入，家庭农场的人均收入要达到8万～10万元的话，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就要在80亩以上。基于以上考虑，松江区确定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在80亩～150亩之间。

松江区农委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只能靠专业化、规模化才能效益最大化，所以我们要发展家庭农场。”

如今松江多数农民已转移至二三产业，2012年一般农民收入不到1.8万元。家庭农场去年人均3万元，而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种粮加上养猪的收入，人均收入5万多元，已经大大超过普通农民收入，家庭农场主已经获得比较体面的收入。如果加上政府各项惠农补贴，收入更加可观。

随着家庭农场收入日渐“体面”，每个家庭农场主都“笑嘻嘻”。但同时，围绕家庭农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跟家庭农场(2007年)刚开办时截然不同。2008年推行家庭农场时，报名者很少，只要申请，就可以成为家庭农场主。但到了2011年，申请成为家庭农场主的农户远多于实际需要户。
体面的收入也吸引了外省的种田人。

他们多来自安徽，举家来到松江区的浦南农村，赁田而耕。外地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来到松江，每年跟村委签协议，承包二三百亩地的耕种权。他们就在村里租一间废弃仓库居住，成为土地的临时主人。

仅仅几年间，松江区80%的农田都被外地农民承包耕种。但是，由于承包期限太短，缺少长期稳定经营预期，外地农民把农田只是当作生产粮食的机器，求索无度。本地农民种田，遵循“稻麦两歇”原则，同一块地，今年种一季稻，明年种一季麦。外地农民则是“稻麦两收”，五月割了麦，接着种稻，一年收获两季。同时，为保证土壤肥力，无限量地投施化肥，造成土壤板结越来越严重。当地农业部门意识到，这种“掠夺式耕种”将使得这些农田肥沃不再，长此以往，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依旧充满生命力的土地，将变成一场生态灾难。

外地农民其他的“劣迹”也愈加不能被本地人忍受。他们使用国家禁止的剧毒农药，用过的农药瓶随意丢弃。他们的生活场所、制造的生活垃圾跟本地农村面貌格格不入。在外地农民进军松江的10年间，几乎每个村都发生过外地农民收获后拒交租金潜逃的案件，当办案民警找到外地农民老家时会发现，家徒四壁的茅草房里，住着两个龙钟老人。案值不大，最多二三万元，遂不了了之。

为此松江区政府对家庭农场设置了详细的考核标准。家庭农场要服从镇、村安排的种植计划，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按照农技部门要求实施种植管理，生产技术和田间管理要达标;甚至对田间地块的平整、美化都有具体要求。

松江区政府对家庭农场设置的高门槛和严格的考核标准，考其用意，是把家庭农场的经营权，交给那些具有丰富农业技能和务农经验，对土地有深厚感情的本地农民，而把那些追逐高补贴、不勤于耕种、不善待土地的人拒于门外。

关于家庭农场的实施，从2004年开始，松江区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到村集体，农户和村委会签订统一的《土地流转委托书》。2009年，松江区对农民土地承包权予以进一步确认后，农民手中的土地更加彻底地流转到村集体。到2011的12月底，松江区土流转面积25.1万亩，全区99.4%的土地已经集中到村集体，为推行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扫清了障碍。

泖港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单在这一点上，估计国内其他地区很难复制松江模式的家庭农场。

但是尽管有高收入诱惑，但加入家庭农场的年轻人仍然很少，原因是农业多是高强度体力活，又脏又累，工作环境差。

松江区农委意识到，若要使家庭农场长期保持活力，必须吸引年轻人到农场来。家庭农场主退出机制中规定，“(农场主)年满60岁就要退出家庭农场经营活动。不得发生名义上由子女签订经营协议而实际上由享受退包补助金的老年人或他人代种、代管的行为。”

本文关键字：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