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

我们今年还真做了一个课题，也是文化部委托我们做了一个互联网＋与文化发展研究，那么在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文化领域当中，特别是文化建设当中和互联网＋的事情很多，比方说互联网＋与文化产业，各个门类当中总的是一个什么关系，具体门类当中和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动漫游戏、图书出版、教育培训、智慧旅游，还有我们的公共文化发展等等，都是和互联网＋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有这样几个很明显的体会：一是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它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通道，会改变、颠覆、重构文化产业当中许多既有的传统模式，比方说我们的电视剧，电视剧的许多内容，过去是我们自己在做，现在互联网＋了以后，通过与网民网友的这种沟通，对这种电视剧的针对性就比过去更强了。

我们大量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基本上都是和网友的互动成为节目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广告，现在互联网＋了以后，通过弹窗、弹幕，它已经到处是无孔不入，把人们对广告的消费观念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游戏也是一样，本身这些游戏是有一些故事情节的，但是在网络游戏当中，把这些有情节的游戏和一些立体的声光电结合的，交互体验的，虚拟现实增强的，把这些内容、技术和互联网＋都结合在一起。

反过来，互联网＋对文化产业的一个最大的影响还不局限在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形态上，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这样一种重新的认知，重新的冲击。过去我们对媒体都感到很神圣，说今天到演播室来，或者明天到编辑部来，都觉得媒体是高高在上的，现在媒体本身也放下身段，大家和所有的消费者，和网民都是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这个是和互联网＋当中的互联网精神是有关系的，去权威化，互动性，而且是包容。在互联网上你看到什么东西都有，什么话都有，你要用过去那个老脑筋说你这句话对我是不尊重的，在互联网上不好使，你想进入互联网，你就要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平等地交流，这没有什么长官，没有什么草民，都是一样的。所以，互联网的很多语言，看似粗俗，看似莫名其妙，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平等的精神。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的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对文化发展当中的传统的许多观念进行了重新的颠覆，在颠覆当中，人们又开始有了新的思路。

供给侧改革之于文化产业的意义

文化现在的生产量很大，生产这些东西在消费端的实际情况不尽人意。刚才我进到电影，动漫也是如此，16万分钟的动画的生产，上到电视台上的毕竟是少数。大量的片子，不能说都是一些垃圾，但至少不是有效的文化产品。那么这就存在了一个你的供给，你的生产是去对应那个消费。所以我们讲到供给侧改革在文化方面，一个是要做好的顶层设计，就是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市场上的真实需求。

第二就是在供给侧的改革当中，还要把一些表面上是很大，很有实力，但实际上并不作为的企业要清理掉。我们把这这样的企业都叫做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有一些之所以现在还能够残存，是因为有政策保护。比方说税收上的减免，比方说每年给它一些大量的一些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支持，这样都使得这些企业现在还能够很好地“活着”，实际上这个活着是带着引号的。所以我想这个改革对这样的一些企业也要进行一些清理。

供给侧改革对于文化企业不仅是减重减负，还要给他们放一些权利。文化企业和所有的企业都不一样，它有例外，它有特殊性，因此它在税收上、财政上、各种关税上都有自己的一套，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开始重视了，但是重视得还不够。今后所有的文化企业，它交给国家的税收，国家应该再反过来，反哺到这样的文化企业。因为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量靠文化企业去支撑着财政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文化企业却能做到提高全民的素质，提高我们的民族的凝聚力，对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念，向海外进行文化输出，这是其他产品代替不了的，你再卖多少量高铁，再卖多少个中国的铝、铜、钢板、玻璃、水泥，它是不带有意识形态价值的。可是我们看了很多国外的电影，看了很多国外的电视剧，看到国外那些带有文化色彩的那些消费品，我们的观念就对国外的制度开始产生一些想法。外国对我们如此，我们对国外也是如此，所以它在我们的这种文化安全上，文化走出去上，在顶层设计，供给侧改革方面，应该实行我们的文化例外政策，让文化例外真正地能够体现出来对文化，我们是积极扶持的。所以在供给侧这一端的改革当中，文化产业也好，包括公共文化这个大的文化也好，应该是做深水区的改革。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来说是非常健康有序的，也达到了我们早期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目标，包括国有院团的改革，包括文化企业的一些改革，包括我们在文化体制改革当中，一部分文化企业的上市融资，和一些国外的外资文化企业这样一种股份制的改造等等，都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

但是，随着文化发展进入到深水区，文化体制改革也遇到了一些更难啃的骨头，比方说我们文化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从我们中央来说，对文化管理，社会的治理还是政出多门。以动漫产业为例，我们国家八个部委在管，四个部委在授中国动漫园区的牌子。一方面说明政府都在关心它，但另一方面这些部门都是扯皮，行政管理的内耗，这就涉及到文化体制的问题。而这一方面的改革，在“十二五”期间没有触碰，只是在市地级以下有所改革。我认为“十三五”期间，文化体制改革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当中，很多的文化企业和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它的作用和目标定位要更加清楚。现在有的图书馆，有的文化馆就拿着公益的房产租赁出去，搞一些经营性活动。这就违背了国家让你来做公益活动的初衷。所以文化企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分清。

我们又提出来要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双统一。有的人说要么就有社会效益，要么就有经济效益，不可能双统一，实际上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国外凡是叫好的作品都是有社会效益的，那没有社会效益的怎么能够回馈广大的消费者呢？社会效益不等于我们所说的什么爱国主义，不等于我们说的什么抗战的这种民族精神，那是我们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

真善美属不属于社会效益？告诉人们应该是要讲诚信，对人说话，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说话一定要讲礼貌，这是不是社会效益？也是社会效益。所以不要把社会效益一直拔高到一个政党的奋斗目标，它是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人要讲信誉，要讲礼貌，要有素质，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关爱，要体现出来真善美的思想，这些都是属于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的一些作品，广泛地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注，它才可能有大量的市场消费的空间。所以我们讲到文化体制的改革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是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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