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明确规划修编的原则。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原则是什么，主要应遵循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原则；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原则；城乡互动、区域协调的原则；资源集约最大化的原则；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原则；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都应该在总体规划修编的过程中加以坚持。 
第二，规范修编的审批。规划修编不是要不要审批的问题，而是要规范化。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规划修编的周期短于法定周期，这是正常的。即使是城市规划法，在西方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是5—7年动态调整的。如果城市总体规划一经制定20年不用调整，那才是不现实的。既然规划存在动态变化，那就容易出现“一任书记、市长，一张规划”这种盲目现象。所以我们就要强调规范规划修编的审批。
第三，突出规划的强制内容。强制内容是规划的底线，但是强制内容的范围应该减少，不能搞得太多，而且有些规定的强制内容可以授权省厅进行调整，各省根据不同性质的城市（是否历史文化名城）有所增舍。强制性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规划区的范围。规划区实际上是一个规划调整圈，规划区范围的扩大是保护区范围的扩大，是规划管制范围的扩大，是为了保证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规划修编中的城市规划区的范围都在扩大，这是正常的。北京市现在的总体规划的规划区范围含盖了所有的行政区，把西边的山地全部划入规划区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山地。如果不把山地纳入规划区范围之内，失去规划的管制就会导致在山区乱砍树、乱建房或开山炸石。二是禁止开发的地区，一定要严格划定。经科学划定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应该是禁止开发的。我们希望这些基本农田都应该是科学划定的，不能在现在的规划区外围简单地再划一个圈就是基本农田了，这是不对的。三是风景名胜区、湿地、水源保护地、地质灾害带等都应该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用地一定要留出来。五是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的界线。六是生态治理的目标和防灾工程。强制性内容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底线，是城市发展的基本骨架。底线是不可轻意改变的。如果要改变，必须要通过严格的程序。所以，对于总体规划修编审批，应该突出强制性内容，减少对一般指导性内容的审查，从而保证编制审批的及时性和科学性，提高对城市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力度。这对我们城市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利的。
第四，注重专家领衔。不论是在总体规划修编前的专题研究，还是规划修编结果的审查，都要注重专家领衔。专家要领衔规划修编的全过程，规划修编的跟踪研究、监督检查也要由专家领衔。任何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修编，都要由其规划审批机关相对应的部门派出或指定一些专家检查把关。如总体规划由省政府审批的，就由省建设厅指定派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专家到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的规划把关。现在有这么一种倾向，一些城市的书记、市长为了使体现其个人意志的规划得以通过，就有所选择地找若干专家，像风景区规划的会审就找旅游专家来，这样当然就容易通过了。打个比方，一只熊猫生病了，需要请专家来救治，结果请来了一个美食专家，美食专家能对生病熊猫的救治出什么高招呢？炖汤。你说这样的专家能为规划把什么关？所以，规划修编应该以城市规划类专家为主体，吸收其它方面的专家参加，绝对不能请不懂行的专家来评审或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对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审定来讲，必须以城市规划专家为主，再结合其他专家共同领衔审查。组建以城市规划专家为主体的城市规划委员会，不论对保证总体规划修编质量，还是提高对城市重大基础设施论证研究的科学性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第五，强调持续研究。每个城市都要有1、2个或者3、5个重点研究的课题。而且每一轮总体规划修编都有1、2个研究的侧重点。比如新一轮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解决城区空间有机分散布局的问题。因为北京是一座超大型城市，主城区人口已经超过了900万人口，必须建立若干卫星城分流人口，所以提出来“两带多中心”的布局，这就是本次规划修编的核心。如再不进行空间分离的话，那北京此次的总体规划是失败的。为解决北京的空间布局问题，在开始进行总体规划修编一年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就召集了一些专家进行了北京空间形态的专题研究，提出了“两带多中心”方案，这就是一个持续研究、重点研究的结果。只有进行超前的重点研究，才能使得整个规划修编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第六，倡导部门合作。部门合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相关部门要协同，合作与服从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强调城市规划法是基本法之一，要求所有的单位都要服从规划法。规划修编内容涉及铁路、交通、航空、军事机关等部门，在规划修编过程中，一定要广泛地征求这些部门的意见，只有征求了他们的意见，我们的规划可以在他们的任何大院之内实施。因为这个规划是经你们讨论同意的，必须遵守。更何况经审批的规划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任何下位法律都要服从规划法。现在我们发现，正在编制的京沪高速铁路没有一个入口是与城市规划协调的，这就遇到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是高速铁路建设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协调不够。二是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相协调。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这两个规划，既要强调规模上的协调，更要强调布局上的协调，只有空间布局上的协调才可以把建设用地、基本农田协调起来。
第七，优化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一种民主化制度，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地吸收民智来保证规划修编的科学性。总体规划作为一种法定的规划，必须要有全体市民的监督和拥护。所以说我们主张规划研究成果公示、规划的多方案公示、规划的结果公示，而且要组织专家、群众对话。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其原因也要公示，规划审批以后再公示。这里强调专家与群众对话是吸收民智、引导民主最好的途径，专家领衔与公众参与两者是可以相互强化的。
第八，强化监督检查。我们要缩短规划的审批周期，严格专家把关，严格部际评审，但更重要的我们要推行规划督察员制度，同时还要布置规划的效能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依法修编和执行规划、行政领导是不是越权干预规划、相关部门是不是协同实施规划，同时要检查到底是谁在挑战规划法。当然我们也要检查城市规划的审批流程是不是公开、公正、廉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