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的《东亚快乐鸿沟》（《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SPECULATING 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是我近来读到的最好的一篇经济学文章。我甚至夸张地想到杜甫的一句诗来容易它——“此曲只应天上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个人以为，这篇文章对经济本质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也许其中所提的问题，本应当由我们的后代来理解，但这篇文章“不小心”提前泄露了“天机”。
关于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之间的代沟，过去我们只注意到数字鸿沟，但黄有光能提出“幸福鸿沟”（HAPPINESS GAP，或译快乐鸿沟），确实不同凡响。意义在于，把我们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关注，从以技术为本、业务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相当于悟道时，从“风动”、“幡动”，悟向了“心动”。经济学家中的一少部分人前段时间聚在一起，讨论西方经济学的“不是”，但哪一个悟得也不如这个透。黄有光是从根上悟，从“以人为本”出发来悟，延续了在《经济与快乐》、《金钱能买快乐吗》、《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中对“福利”本质的一贯思考。与国内仍然局限于GDP圈内的某些“反思”不同，黄有光与阿马蒂亚.森一样，是在沿着人类思想的主脉，向历史的前面，进行有效思考。事实上，无论是《以自由看待发展》，还是“以人为本”的“五个统筹”，国际社会与中国都在重新发现同一主题的价值，这不是偶然的。未来的思想应当从这里产生。
读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总的念头，在想，“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二者是个什么关系？在读这篇文章的十几天里，我正好与浪潮集团的北京老总王恩东讨论过一次问题。他说，以往我们说服务，只是达到免责的水准。其实顾客要的是满意，也就是舒心、快乐，而不管具体问题属于哪个服务商的责任。谁有能力从顾客立场出发，承担全方位的责任，而不是光想免责，谁才能活下来。这给我很大启发，如果我们服务了，但对方不幸福（我是指HAPPINESS，以下我不区分“幸福”与“快乐”），怎么办，到时还不是把你一脚蹬了？所以讲“为人民服务”，一定要达到“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服务“质量”标准，才算得数。黄有光讲的，其实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黄有光通篇讲的快乐，在宏观上都可以直接理解为幸福。
黄有光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Cummins 1998)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做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
对幸福指数的测评，一直是有争议的。黄有光看重的，有许多是很微观的指标。举例来说，性生活的次数。根据Durex调查报告显示，一年当中日本人平均性生活天数为37天，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最低的；美国132天，是最高的。各国和地区平均性生活天数是96天。诸如此类的指标还有笑的频率、亲友的关系、生活态度，甚至心跳、血压以及大脑前额活动的脑电电位等等。这与阿马蒂亚.森倡导、联合国采纳的人类发展指数比，准确度和可比度肯定有差异。或如黄有光说的，“如果有人非要在准确性上穷究到底，其实在准确度和可比度方面，即使连GDP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算是带过。
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否一定能带来同样比例的幸福？或用微观的说法：有钱是否一定能带来快乐？黄有光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的论据如下：
1、总体而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Diener et al. 1993)。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事实上，"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如果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的话，似乎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会相反(Kenny 1999，p.19)。
2、Easterly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既有可能得以改善，也有可能恶化，两者的几率是相等的”。
3、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4、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比别人更快乐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也许这便出现了所谓的东亚快乐鸿沟。要真实地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水平，就需要将人口拥堵和环境公害等问题全部考虑在内，而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真正的衡量方式或许不会将增长率奉为圭臬。
5、中国大陆在取得中等生活水平之后（解决了温饱并达到了小康水平），为人们长远的真正的快乐着想，由于这些目标所能带来的实际正面效应仍非常小，所以，为了多赚钱，而不惜像很多人那样（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自己）公然地去牺牲那些更重要的、能带来快乐的东西，比如家庭、朋友、健康甚至安全和自由，这是不理性的。即使就个人而言，也是如此。
黄有光的观点，实质性地支持了“五个统筹”的政策选择。特别是他注意到“收入边际效用快速递减”规律。即：收入与快乐的关系，与一国发展阶段有关。相对而言，在温饱阶段，有钱可能带来的快乐更多；而在小康阶段，有钱带来的快乐，在边际上越来越小。因此，经济越发达，越要重视能够更有效增进人们快乐和幸福的价值，如精神财富（SWB）；越要注重协调发展。同时黄有光也没有忘记指出，在东亚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那里多数人都还生活在贫困线上，经济发展仍然能让人们欣喜欢跃。因此这些地区就需要纯粹发展经济，其中也包括中国的西部地区。
“五个统筹”在现今提出来，而不是在发展之初提出来，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黄有光虽然是从财富本身的微观定位来论证问题，但其结论对于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过程中，在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时，不只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最终要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黄有光文章中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方面，是对中国传统的韦伯式批评。他引述研究快乐的专家指出的，“相比之下，儒家文化圈，比如中国，却倾向于避乐求苦……在中国，理想的无忧生活是一种中庸状态--既无所谓忧，也无所谓无忧" (Diener&Suh 1999, pp.443-4)。远东研究人员也同样认为，儒家文化中存在一种禁欲倾向。比如"在儒家文化中……禁欲是一个重要元素"（Fu 傅佩荣1989, p.51），还有"一味追求享乐是低级的，甚至是可耻的"（ Lu & Shih 1997，p.183；以及Fang 1980，p.153.）。一个人如果从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你让他/她如何能快乐起来。禁欲倾向还体现在，东亚地区人们第一次性经历的年纪普遍都偏大（中国大陆21.9，台湾21.4，香港19，日本18.9），就全球而言，一般平均年龄是18.1岁，其中美国人年龄最低为16.4，巴西是在16.5岁。（来自Durex上述亦提及的一项调查。）
我由此联想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伦理的关系。在形成新教伦理前，人们视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本质上对应“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方式）为对上帝的不敬。新教伦理翻了这个案，把积极有为，“偷换”成上帝的要求，从而为生产方式的突破，扫平的生活方式上的障碍。今天，我们面对新教当初同样的形势：生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生产方式的变革要求了，我们的伦理观念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我们有没有勇气象建立新教伦理那样，为全面小康建设扫清障碍，建立代表先进文化的精神文明规范？我表示怀疑。我们的生产方式，正从以机器为本的工业化，转向以人为本的信息化。我们明天面对的，将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虽然会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相混杂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生产方式，将从以GNP为核心，转向以快乐为核心（官话叫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或“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这里的福利与HAPPINESS是一致的，都是全面的福利）。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表现在伦理观念上），真正为快乐做好准备了吗？我提出“冷文化”（酷文化）概念，就是针对禁欲而言的。在我看来，快乐，不光是生活方式问题，更是一个生产方式问题。日本人已经把它提高到“使日本处于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的高度，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发表《日本的Gross National Cool》也意识到，GNC（Gross National Cool，直译是“国内酷总值”）和GNP一样重要。在日美发动的这场对信息革命进行人文匹配的新“新教伦理”运动中，一些国人的反应与晚清时代一样迟钝，看不出，比如，短信，游戏……中蕴含的历史性信息；相反，在禁欲问题上，再一次可悲地站在了历史的后面。我认为对许多具体问题，一时看不清楚，首先应先判断一下，哪个方向在历史前面，哪个方向在历史后面。否则，殆误机遇，事情更大。我认为快乐无罪。经济增长但人民不快乐的结果，我们只要看看苏联的下场就知道了。以人为本，统筹发展，是非常好的理念，需要深入理解。对以人为本的起点，黄有光的悟性，比我们又深了一层。
最后再谈谈我个人看法与黄有光先生不一样的地方，虽然非关文章的主旨，但也并非不重要。对“收入边际效用快速递减”，我有些疑惑。我认为，快乐是内生于个人的。现象上可能出现钱多了，边际快乐递减。但要区别情况。虽然确实存在盲目消费的问题，但也可能是因为供给结构没有及时适应人的需求结构的升级而调整所致。是否漏算了体验经济这种情况？因此，我认为黄有光先生提出的抑制个人“攀比”消费，扩大公共支出，不是“有钱但不快乐”问题能推出的唯一结论。我承认公共产品的提供，尤其面向外部性和创新的公共支出，对于增进福利的有效性，但更倾向于认为，人的快乐和幸福，只有同时基于微观市场自发调节，仍然可以成立时，才能成为一种普遍诉求。对应实践是：日本旨在满足全球化快乐需求的GNC产业，生产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其中没有多少是靠公共支出支撑的。只不过日本如果更多用于提高自己的GNC，而不是出口，就更像那么回事了。
姜奇平，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农民日报》十佳新闻工作者之一，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互联网周刊》名誉主编。数字论坛成员
作者：姜奇平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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