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很难衡量，也难以作比较，个人快乐与否完全依赖于自我感受。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快乐能否量化持怀疑态度。然而，目前已经找到了一种实用方法，用以作一种基本的评估。不同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果极为一致，快乐都与某些特定问题保持高度相关，即都牵涉到笑的频率、亲友的关系，生活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甚至还包括一些身体系数比如心跳、血压以及大脑前额活动的EEG(脑电电位)测度，等等。

　　研究表明，人们的幸福指数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不过这只是一种轻微上浮，一国之内是如此，不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比如，以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分割，北欧国家的收入最高，它的幸福指数也最高；其次分别是几个英语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国家包括巴西又在其次；紧接下来还有中东、中欧、南欧和东欧(希腊、俄罗斯、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再有就是印度支大陆地区、非洲；可是非洲并非排在最后的国家，排在后面的还有南欧和西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最后一个阵营是东亚(包括高收入国家的日本，韩国和中国)。新加坡的收入水平是印度的82.4 倍，即使不考虑汇率波动，其购买力也是印度的16.4倍。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却旗鼓相当，且都高出日本一大截。

　　其它的一些衡量方法也同样支持这一结果。根据杜蕾斯(Durex)于2000年10月17、18日对全球27 个国家和地区1.8万成年人做的大众媒体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一年当中日本人平均性生活天数为37天，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最低的，其次是马来西亚的一年62天，以及东亚的其他地区(中国大陆69天，台湾78天，香港84天)。相比之下，各国和地区人们的平均性生活天数是96天，而印度(95天)、巴西(113天)、美国(132天，最高)全都已接近平均数字或大有超出。

　　再有，若以生活满意度为准，东亚地区的得分也相当地低(中国大陆4.00，香港5.07，日本5.14，新加坡5.72)，甚至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尼日利亚5.11，印度5.15，巴基斯坦5.49，秘鲁5.77，埃及6 .14，哥伦比亚6.20，澳大利亚6.23)。Furnham和Cheng(1999)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日本和中国香港在快乐度上大大地低于英国。

　　总体而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

　　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著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 (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

　　另外，一个人结婚与否，是有工作还是失业了，是否有宗教信仰并上教堂做礼拜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个人的快乐，至少与其互为相关。它们比起收入和金钱来，在快乐的影响程度上要重要得多。平均而言，结过婚的人要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因为他们有了感情的寄托，有了别人对自己的需要，生活的压力也容易得到释放；有稳定职业的人要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要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另外，有某种嗜好，比如养花、写字、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这些嗜好的人更加快乐。

                              作者：黄有光 文章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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