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对快乐的追求就有多么悠久。快乐和人类同在，和人类的理想同在。

在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中，“快乐女神”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是“美惠三女神(TheGrace s)之一。在西方哲学源头之一的亚里士多德那里，由德性(勇敢、谦虚、进取、诚实、节制等)所带来的快乐就是幸福，人皆希望拥有。伊壁鸠鲁将快乐看作“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他说快乐就是善，“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他还用富人们赞助的钱建了一所哲学学校，学习快乐之道，他开列的“快乐需求清单”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在古老的东方，嗜好音乐的教育家孔子曾经问他的四个门徒，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有什么志向。子路要武备治国，冉有要让人民丰衣足食，公西华想在宗庙祭祀、会盟诸侯时作司仪。最后问到曾皙时，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春天，悠闲地沐浴在河中，吹风，唱歌，漫步，这就是孔子赞赏的生活理想。

道不远人，幸福快乐是人永恒的追求。1999年，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调查，60个国家的5.7万名成人参加。调查的题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为，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宝贵。

政治学中的幸福快乐

在英语中，快乐和幸福是同一个词happiness，和这个词非常接近的另一个词是welfare(福利，福祉)，welfare的意思，一是指健康、舒适和幸福快乐，一是指给那些遭遇社会问题和经济困难的人所提供的帮助(引申为福利制度)。英语中还有一些相似的词，如wellbeing，quality-of-life(社会学中经常使用 )、good(政治学中经常使用)和utility(效用，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不同的人对快乐的偏好与强度会有差异，引致快乐的途径和表达快乐的方式也有分别，但就快乐本身的状态来看，则都是一致的，都是一种愉快(pleasure)和满足(contentment)的感觉。中国古代的《说文》对“快” 的解释是：“快，喜也，从心。”快乐，和内心的感觉不可分离。更高的快乐，我们叫它joy(greathappine ss)，更久的快乐，就是幸福。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说：“幸福是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长期的快乐。但在给定的时间内，快乐和幸福的意思是一样的。”

无论每个人在追求什么，例如财富和声望；无论人类在追求什么，例如和平与自由；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幸福快乐。费尔巴哈(1804-1872)说：“幸福必须是生活的，生活必须是幸福的。”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莱恩教授提出，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政治家们把追求幸福当成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1776年7月4日，杰斐逊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写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在这个观念之下，新大陆上的那个国家诞生了。

和美国的宣言几乎同时，法国启蒙学者提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保障个人幸福的前提，而丑恶的社会环境是埋葬个人幸福的坟墓。为了彻底打破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的束缚，他们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源自美国和法国的这些观念奠定了现代政治的理念基石。

当然，和政治家的宣言相比，政治本身的历史并不总是温情脉脉。人类经历过多少战争的血雨腥风，斗争的你死我活，暴政的肆无忌惮，权利的惨淡凋零。“粉碎他们的城池、割掉他们的头颅、烧毁他们的宫殿、没收他们的财产，看到他们的亲人在流泪，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搂在怀里做我夜晚的褥子”，这是“成吉思汗式”的“最大快乐”；斯大林则说，他的快乐就是把自己的敌人一个个慢慢消灭，他对复仇有一种快感。据亚历山大·奥尔格夫的《斯大林肃反秘史》介绍，1927年的一个夏夜，在与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说：“盯住敌人，仔细研究实施打击的每一个细节，为这不可避免的复仇开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还有什么能比干这事更快活呢？”这就是“复仇快感”的起源。1928年，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这样形容斯大林：“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从他的权力欲……他一心想着的就是抓权。为了巩固权力，他暂时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却会把我们都扼死……斯大林只会报仇，他怀里时常都揣着一把匕首。”

俱往矣。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断向前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对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强烈追求，总会战胜无论一时多么强大专横的权力。

在大洋此岸的中国，从《东方红》里的那句“他为人民谋幸福”，到中共十六大报告结尾的“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无论是仁人志士的理想，还是感召人民的目标，也都和人民福祉相关。60年前，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看作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说:“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根本，人的幸福快乐是根本，正因为如此，党的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多次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以人民的幸福快乐为尺度，则贪污腐败的危害在于侵吞他们的利益，无能决策的危害在于浪费公共的资源，低效服务的危害在于损伤创业的热忱，权大于法的危害在于破坏对公平的预期。这一切让人不舒服、不开心、不快乐、不幸福的不良现象，无论多么严重，人民的内心都不会服从。而人民不打心眼里欢喜的东西，也绝对不可能长久。

经济学中的幸福快乐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消费、分配等客观事物的学问。但实际上，在经济学中，快乐也有着重要的位置

文艺复兴将人的幸福由天国拉回现实。亚当·斯密最早肯定了私利对公益的作用；边沁和穆勒开辟的功利主义学说将 “避苦求乐”作为个人行为的基础，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thegreatesthapp inessofthegreatestnumber)的手段。他们提出了“效用”(utility)的概念，用来衡量幸福或满足的程度，所谓utility，是指事物的这样一种性能，“即给利害当事人带来利益、好处、快乐、益处或幸福的性能，或免除利害当事人的苦楚、痛苦、灾难或不幸的性能。”在他们看来，凡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便是好的，就是善；反之，便是坏的，就是恶。边沁的思想影响至远，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就决定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并认为“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但是，由于幸福快乐本身在度量上的难度(如1美元带给富人和穷人的幸福感是不同的)，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开始，“幸福”基本上不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之中了，经济学家更多地是研究人们的偏好，效用(utility)的含义也更多与实用性(usefulness)联系在一起。百年来的经济学更多地是关心如何“满足”人们的可度量的物质需求，其逻辑上的前提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他们就会幸福。于是，幸福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金钱划上了等号。

商品和劳务的生产，也就是GDP，无疑是幸福的重要来源。用经济学家曼昆的话，GDP衡量着“使我们获得有意义生活的投入能力”。调查也显示，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的人比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的人快乐，有钱的人比没钱的人快乐。但是，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当然地增加快乐。影响快乐的因素相当复杂，你无法用物质的东西去代替爱、善良、温柔或朋友间的亲情。

1920年，在贫富悬殊、社会问题严重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重回边沁的幸福路线。他提出，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而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他还提出，要对制造污染的工厂征税来补偿受损者的福利。

在庇古之后，福利经济学还有多种流派，其对于效率与公平、福利最大化、是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机制消除企业带给社会的外部性成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总体上说，个人幸福与社会福利的主题再次成为经济学的中心话题之一，人的尺度是福利，财富的尺度是物，人比物质更重要。福利经济学在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指出，“聚焦于自由的发展观”和“狭隘的发展观”有根本的不同。狭隘的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这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而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

森出生在印度，亲历过殖民时代的贫困、大饥荒、教派动乱、人身依附、严重的性别、种姓、宗教歧视、民主和社会保障的缺乏，所以他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森所说的“自由”，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的能力(例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等)；包括人们享有运用其经济资源去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包括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包括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以及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的发布及其准确性的保证；包括防护性保障，即为了济贫、赈灾、救急、扶助老弱病残等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在森看来，这些自由一方面要靠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来保证，另一方面又涉及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各种“资格”。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

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森，是这样看待福利的：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 opportunitiesandactivities)。而这些机会和活动建立在个人能力(capabilitie s)的基础上，因而福利的实现又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拥有房屋、食品、健康等。森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在衡量福利时加以考虑。他的这一创见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许多世界著名的福利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TheUN& apos;sHumanDevelopmentIndex)，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创建的。

在森之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表彰他们“把心理研究的悟性和洞察力与经济科学融合到一起”。他们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幸福和痛苦的体验效用也可测度”，并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虽然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人的基本需求是逐渐攀升的，人的欲望和满意度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从仅仅求得生存，到要求美味佳肴、美化生活的元素(如服装、宽敞体面的住所)，再到美的、智慧、道德的需要。但是，卡尼曼关于“体验效用”的研究，确切地证明了，体验效用可以被测度，对福利和悲惨的测度能够满足制定经济政策的需要。

快乐鸿沟是怎样产生的？

所谓快乐鸿沟(happinessgap)，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快乐增长，两者间出现了鸿沟。

2002年诺奖得主卡尼曼在颁奖仪式的演说中，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的研究，即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奚恺元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

对这一问题做出重要研究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莱恩。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LossofHappinessinMarketDemocracies)一书。莱恩首先指出了一个事实，在1972～1994年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在1960～2000年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40%下降到30%。在欧洲国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下降，但是患忧郁症的人却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说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对工作“非常满意”，对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相当满意”，对居住地“很满意”的人都在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要依赖药物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抑制忧郁。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basicneeds)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就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一发现的公共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金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鸟儿不能没有巢，蜘蛛不能没有网，人不能没有朋友。”莱恩认为，幸福的真正源泉在于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companionship)。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都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协调，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经历了离异、分居、丧偶和孤独的人。

按照经济学的流行说法，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功效”和“福利”的最大化，但莱恩认为，虽然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如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延长寿命、扩展教育、促进自由，但它却不可能带来幸福。

市场经济是滋生物质主义的土壤。物质主义者的一般想法都是，“那些拥有豪宅、名车的人真让人羡慕”，“如果我有钱买更多我喜欢的东西该多幸福呀”，“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买不起真让人难受”，“上街买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快感”。但是，多项实证研究表明，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更容易陷入忧郁和焦虑，更难感到幸福。消费主义的无穷无尽的渗透，成千上万种商品海洋里的挑选，会给很多人造成“认知过载”，增加其莫名的焦虑。物质主义者普遍比较自私，有一项调查问，“如果得到一份2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会如何处置”，结果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与其他人相比，会将3倍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与家人和朋友分享、或捐助慈善事业。物质主义者的这种自私倾向使他们缺乏亲情和友情，难以感到幸福。物质主义者追求 “外在目标”，而外在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己控制，因此很难享受自我满足的乐趣；物质主义者追求“结果满足” 而不是“过程满足”，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乐趣;物质主义者对财富的追求没有尽头，一点点的快感马上会被对更多东西的企盼淹没。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者很难感到幸福，不幸福感或忧郁使他们远离人群，更加孤独;缺乏亲情和友情

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福。

莱恩还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灵性，而是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就如奈特(Knight)所说，“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是赌博的老虎机”。为赚钱而交友，赚了钱再买关系，加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会使乡情、亲情和友情都大受损伤，哪里还谈得上快乐？同时，“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语)，也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各类研究都表明，失业往往与酗酒、离婚、忧郁症、精神失常、自杀有紧密的相关关系。

莱恩最后的结论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它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

中国的快乐鸿沟

在莱恩抨击欧美国家的幸福流失时，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的东亚地区更是陷入了巨大的快乐鸿沟(参见资料链接1) ，成为世界上快乐指数最低的地区，被经济学家批评为“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毫无作为”。

关于东亚快乐鸿沟的成因，学术界已经有一些结论(参见资料链接2)。但就中国而言，快乐鸿沟还有其自身的特征：

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指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中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从199 1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其中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就是说，中国的快乐鸿沟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大部分人民不够富裕。但同时，也有个别暴富、急富、不法致富的人群，精神空虚，浑浑噩噩，吸毒赌博，担惊受怕，甚至走向罪恶和沉沦的深渊。

二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弱势阶层承担了主要的代价(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获利即来自对他们权益的损害，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福利的改进原则)，如农民、民工和城镇下岗职工。他们经常因人身权利遭到侵犯而痛苦。如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催缴农民税费和计划生育工作中，任意殴打、捆绑、关押农民，甚至导致种种命案；城市中的暴力执法、不公正执法、排斥外来工、农民工、基层行政暴力化现象也时有发生，公民人身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痛苦就是难免的。此外，据有关调查，目前上访人员反映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涉法涉诉问题；城镇拆迁安置问题；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人们的痛苦增加。

三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精神文明、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注不够。从教育方面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达到1990年代制定的《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占比4%的要求；从科技方面看，2001年中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占GDP比重1.1%，达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公共卫生角度看，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目前中国享受医疗保障的只占总人口的15%。中国“卫生分配的公平性”在世界排在第188位，后面只还有3位；中国的卫生总体水平被排在世界第144位。著名医学专家巴斯年说：“从进入1990年代开始，医疗费用直线上升，10年间差不多上涨了10倍。在过去，一个农民卖一头猪就可以到医院做个手术，现在卖10头猪、20头猪，能行吗？”公共投入不足，服务不够，就使得人们虽然绝对收入增加了，但安全感没有同步增加，所以不会快乐。

四是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城市盲目扩张和滥耗资源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指出:“有的地方生活富裕了，盖起了小别墅，但一开窗户臭气就扑面而来，这无异于一边建天堂，一边造地狱；GDP增长中还有一些消极的内涵。例如，由于违章建设造成楼房倒塌，发生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事故之后，抢救人员的劳动、医务人员的治疗、殡仪馆的火化、以及推平旧址、重新盖楼等，都会拉动服务业、建筑业和工业的增长，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表现为GDP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难道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吗？”而像安徽阜阳出现的劣质奶粉事件，就更是极端化的“ 负福利”效应。

五是缺乏健康的价值观、积极心态和自我调适能力。中国近年来出现了种种过去很少见的事件和案件，如用硫酸泼黑熊事件、河南平舆黄勇案、云南马加爵案等等。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中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的比例达70%，每年有28.7 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全国现有各种精神病患者1600多万，有的大城市人群中有8 6.7%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

综上所述，中国的快乐鸿沟既有东亚鸿沟的一般特征，又有许多体制性、结构性和增长方式引发的特殊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更高度的重视。

创造快乐的增量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国家富裕，人民幸福，则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系于人民是否满意和快乐。要创造幸福快乐的明天，我们不仅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还需要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更加关心人的幸福快乐，要求对公权力有更严格的限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以GDP增长为中心，走向以维护市场公平为中心，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中心，以法治建设为中心；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为人民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福利水平。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所言：“何谓自由？了解人所拥有的权利并捍卫这些权利，这就是自由。”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欧洲访问会见在比利时旅居的华人时说：“我也有一个梦，一个愿望：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解决他们的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问题。我想，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人们期待着这种福利水平的早日到来。 

科学发展观，也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我们未必需要像不丹王国那样建立“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但正如英国萨里大学教授蒂姆·杰克逊所说的，“如果连一个从未经历西方那种经济繁荣，且人口仅200万的国家都已准备以如此富于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人民福利问题；那么，现在或许也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了。”在英国，蒂姆·杰克逊领衔创设了“国内发展指数”(measureofdomesticprogress，简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 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建设一个节约型的社会。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在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公众参与，让更多的人养成爱护资源、节约资源的意识。中国的人均GDP并不高，但我们的奢侈性消费、攀比消费和对资源的浪费现象却很突出。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更有效的公共投入，要求我们的城市不要再走高消费、高污染、高膨胀之路，要求我们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更好的GDP增长。

而对每一个人来说，今天，我们则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目标和追求，快乐和幸福，而不只是被金钱和消费牵着走。我们真正的快乐在哪里？它是否丢失在哪个角落？

快乐其实是朴素的，寻常的，不需支付高价而得。但是，它又需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去体会，去创造，去珍惜。

当你和亲朋之间长期没有沟通，当你以为夫妻间的隔阂不可能消除，当你难以忍受污染或者压力，当你觉得生活太平淡、事业没前途；总之，当你处在不那么快乐的状态时，你有没有想过，除了选择得过且过，除了选择忍耐，除了选择强作欢颜，其实你可以以更积极的心态，更主动的精神，去做一些改变，去多做一些什么。你可以拿起电话，你可以预定假期，你可以调整目标，你可以相聚言欢，你可以昂扬向上，你可以捍卫自己，你可以纵情宣泄，你可以悄悄诉说，你可以给别人多一些帮助和关切，你也可以自己去创造，创造那一点一滴的凝聚你的天赋和创造力的果实。当这些改变发生时，你的幸福便增加了一些，譬如河中增加了新的水量，它自会流动起来，也一定会比以前更加生动。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快乐不会一劳永逸。倘若我们总是不去改变，出了问题也只是在抱怨，而不去创造新的幸福和快乐的增量，那么，幸福的池塘终会枯竭，快乐的大树终会自断生机。把握幸福与快乐，你可以从每一刻开始，关键是永不停歇。

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曾写到：吾身所需兮本无多/唯求去痛兮自行乐/率性天然兮无怨尤……绿茵如毡兮良朋为伴 /身爽神怡兮何用多金/更逢良辰兮惠风和熙/繁花点点兮芳草萋萋/乐莫乐兮复何求！

幸福和快乐，离我们是多么亲近！

印度的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写到—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通过冰心的翻译，我们又仿佛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是多么迷人！就像远方，一个平静而优美的魅境，等着我们去追寻、拥有和享受。

放开你的心，伸出你的手，“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就在你身边。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王绍光、刘畅、黄有光、张英红、姜齐平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作者：秦朔 文章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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