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了1997到1998年的金融风暴，亚洲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一直都在快速增长。我曾经毫不犹疑地说过，人民币没有理由贬值，亚洲不久还会高速发展。（1998年1月于香港开放大学和同年3月在澳门大学的演讲）。现在我仍然这样乐观。我也仍然相信，中长期内澳洲、中国和马来西亚货币对美元都会保持升值的趋势（在实际汇率基础之上），不排除会出现短期波动。（1993年在考虑人民币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过那样的话，后来果真人民币大涨。不过，我却没有赚到什么钱。）这些推测不是无来由的，亚洲不仅有着较强的购买力，而且拥有很好的未来发展前景。本文提到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马来西亚和越南，但菲律宾（快乐指数高）、泰国及印尼（仍然困在经济泥潭中）却不大容易归到同一类中。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日本是个例外，1998年前后受危机影响暂时陷入下滑的国家也属例外）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Cummins1998)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做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比如，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如何来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本文涉及更多地是东亚的部分发达地区。（有关快乐的确切意义、快乐是终极归宿问题的争论以及相关问题，可参阅Ng2000b）。
随着东亚的快速发展，有人已经在研究并讨论儒家精神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这个话题了。但尽管如此，东亚的快乐鸿沟与儒家文化可能存在的关系一直都被严重忽略。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敏感区域，难得有人可以跟你作学术交流。然而，快乐是人生中至为重要的终极归宿，重要的是在一个开放的氛围中展开讨论，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话题，才有可能进一步寻找合适的补救方法。
本文会涉及多个敏感话题，然而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受的教育，从小熏陶的都是东亚的文化，因此，我希望本文能被当成是一个自己人作的自我反省，目的是求改善，而不是被当成一个局外人在指手划脚。
误区：高收入增加快乐
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
快乐很难衡量，也难以做比较，个人快乐与否完全依赖于自我感受。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快乐能否量化持怀疑态度。然而，快乐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的确又至为重要。对重大事物能做到粗略通晓，总比在无关紧要的事上精耕细作要强。（人们银行帐户末四位数的平方根都能准确地计算出来并用来比较，但它们却毫无意义。）至少在概念层面（Ng1997），快乐基本上是可以衡量的。目前已经找到了一种实用方法，用以作一种基本的评估和人际比较（Ng1996）。虽然大多数评估手段都存在一些可比性问题，但也不是毫无一用。不同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研究结果都极为一致(Fordyce1988)，而且都与某些特定问题保持高度的相关，即都牵涉到笑的频率、亲友(Diener1984)的关系，生活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也非常重要(Seidlitz，Wyer及Diener1997)，甚至还包括一些身体系数比如心跳、血压(Shedler，Mayman及Manis1993)以及大脑前额活动的EEG（脑电电位）测度(Sutton和Davidson1997)，等等。如果有人非要在准确性上穷究到底，其实在准确度和可比度方面，即使连GDP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来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批为数不多但人群在日益壮大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幸福指数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不过这只是一种轻微上浮，一国之内是如此，不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比如，以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分割，北欧国家的收入最高，它的幸福指数也最高，其次分别是几个英语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国家包括巴西又在其次，紧接下来还有中东、中欧、南欧和东欧（希腊、俄国、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再有就是印度支大陆地区、非洲，可是非洲并非排在最后的国家，排在后面的还有南欧和西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最后一个阵营是东亚（包括高收入国家的日本，韩国和中国）。新加坡的收入水平是印度的82.4倍，即使不考虑汇率波动，其购买力也是印度的16.4倍。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却旗鼓相当，且都高出日本一大截。（见Cummins1998.Cf.Diener和Suh1999；Inglehartetal.1998，表V18。许多前苏维埃国家之前快乐期望值都高，但伴随着转轨解体，近几年这些国家的快乐指数都非常地低。）
其它的一些衡量方法也同样支持这一结果。又如，根据Durex于2000年10月17~18日对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1.8万成年人做的大众媒体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一年当中日本人平均性生活天数为37天，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最低的，其次是马来西亚的一年62天，以及东亚的其他地区（中国大陆69天，台湾78天，香港84天）。相比之下，各国和地区人们的平均性生活天数是96天，而印度（95天）、巴西（113天）、美国（132天，最高）全都已接近平均数字或大有超出。(文档可查询http://library.northernlight.com/FB20001017290000041.html.)。再有，若以生活满意度为准，东亚地区的得分也相当地低（中国大陆4.00，香港5.07，日本5.14，新加坡5.72），甚至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尼日利亚5.11，印度5.15，巴基斯坦5.49，秘鲁5.77，埃及6.14，哥伦比亚6.20，澳大利亚6.23）。（见Diener和Suh1999，p.444.）。Furnham和Cheng（1999）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日本和香港在快乐度上大大地低于英国。
总体而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Dieneretal.1993)。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也有一种统计认为美国快乐人口的比例是72%。而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Diener&Suh1997；Myers1996；Frank1999；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Veenhoven1993)。事实上，“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如果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的话，似乎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会相反(Kenny1999，p.19)。”一个人越快乐，就可能意味着他/她找工作的能力越强，也更能胜任其工作；就是会议的组办人也可能更愿意邀请有幽默感的人来演讲，甚至不惜为他们支付更高的酬金。
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着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Ryan，etal，1999）。“物质主义只注重物质财富，它与精神财富（SWB）是互相消损的。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那些信奉钱越多越快乐的人（Ahuvia&Friedman2000年，p.20，1998年提出，p.154，161）。”
肯尼（1999,pp.4-5）也从更多的客观事实中找到了支持收入边际效用快速递减这一观点的论据：“以莫桑比克、中国和美国为例，这几个国家在1992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80美元、470美元和2.474万美元，每千个出生婴儿中的死亡率分别是145.6人、30.5人和8.6人，人民的平均期望寿命是47年、69年和76年。可以看到，论财富，中国是莫桑比克与美国人均收入差别的1.6%；而论婴儿死亡率，中国是两者差距的84%，人均期望寿命则它们差距的76%”。
另外，一个人结婚与否(Myers1996，p.510)，是有工作还是失业了（Winkelmann&Winkelmann1998），是否有宗教信仰并上教堂做礼拜（见于Veenhoven1984andKahnemanetal.1999之论快乐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个人的快乐，至少与其互为相关。它们比起收入和金钱来，在快乐的影响程度上要重要得多。
ppp 还有，即使援引更多客观生活质量指标来考察，结论也不会有太大差异。Easterly（1999）就1960~1990年间的有关95个生活质量指标的一组公开数据（涉及教育、健康、交通状况、不平等、污染、民主和政治稳定性）进行分析，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成果。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是否增长和收入的多少都不是影响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素，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及其它科研成就的水平是否够先进、够领先。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
事实上，所有这些数据确实都显示了相同的结果，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生活质量与人均收入呈一种正比相关的关系。虽然如此，当用第一级别分析法或锁定效应法而不考虑带来的国别效应的时候，经济增长之于生活质量的正比关系就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通常也是不存在的。Easterly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既有可能得以改善，也有可能恶化，两者的几率是相等的。……在第一级别的69个差异指标当中，62%的指标都会随着时间转换而生活质量变得好转，这主要在于时间的效用，而与收入是否增长相对关系不大(Easterly1999，p.17-8)。以锁定效应法来分析，即使对于81个指标当中与收入正面相关的20个指标来讲，其中又有一半更多依赖于时间的效用。”
这些结果令人惊讶，它不能归罪于收入分配的越来越不合理（有证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穷人之间的分配状况在好转）。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是否增长和收入的多少都不是影响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素，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及其它科研成就的水平是否够先进、够领先。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在这方面，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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